第七十七节 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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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平涛眼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刘得滑以前有部电影，叫《大块头有大智慧》。他当时扮演角色的时候，就是穿了一套硅胶服，在身上粘贴了大量的假肌肉。”
顾德伟听得频频点头：“那部电影我看过，影评也是这么说的。不过那种硅胶做的假肌肉粘起来很麻烦，穿戴要花很多时间。”
“那是以前，现在的硅胶服有了很大改进。”虎平涛随手点开手机页面：“套宝和精东上都有，有充气和液体注入两种，这些比较廉价。当然也有贵的，两万多一套，那个就是实打实的软质物填充。”
这是个稀罕事物，王文雄接过虎平涛的手机，仔细地看着，发出赞叹：“这做工虽然粗糙了点儿，可要换了是晚上，光线暗淡，不凑到近处还真看不出来。”
“要不是唐元提醒，我也不会想到这一点。”虎平涛认真地说：“我之前一直在思考案发当晚前后两段视频的时间差。从小区入口到二十一幢单元门，前后也就一百多米，那个男人带着张红霞足足走了五分钟。中间这段时间他干什么去了？”
张艺轩带着郁闷的心情，闷闷不乐地说：“如果是王永昌乔装打扮，那就可以解释所有的问题————他平时很少锻炼，体型偏瘦，张红霞体重五十五公斤，个子又高，以王永昌的体格，根本背不动也扛不动，只能拖拖拉拉几乎是抱着走。可是这样做很容易让人看出端倪，所以他只能在进入小区的时候拼命装作正常搀扶。以他的体力，要做到这点很困难，所以挣扎着从小区门卫经过，来到背角的位置，他就必须停下来休息。这样一来，两段视频长达四分钟的间隔，也就顺理成章。”
感觉在案情分析上落了下风……偏偏他是个争强好胜的人。
虎平涛道：“他特别选择了半夜送张红霞回家，只有这样才能避开小区保安。王永昌经常出入小区，门卫与他很熟，所以必须戴上口罩和墨镜，掩人耳目。”
“更重要的是他有过表演经历。王永昌是个演艺迷，他外出采风的时候，好几次当做群众演员。他对硅胶道具应该很熟悉，无论粘贴还是穿戴都不难。”
这些理由足以使案件明朗化，张国威却觉得还有一个疑点很难解释：“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死者肚子里的孩子是王永昌的。虎毒不食子啊！综合各方面的调查材料，王永昌不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要说他和张红霞之间有矛盾，这我信。可要说他因爱生恨，连自己的亲身孩子都不放过……这实在有点儿说不过去。”
王雄杰快刀斩乱麻：“这些都是旁枝末节，其中肯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不管那么多了，现在集中力量查王永昌，查他的网购记录。硅胶服这玩意儿可不好买，至少我在省城这么多年就没见过有卖的。另外，小虎你带人负责布控，看情况抓人，随时与唐元那边联系，搜查他的宿舍。如果能找到硅胶服，那就是铁证。”
……
有了准确的查找方向，一切都变得顺利。
网监总队和电讯公司反馈的消息表明：王永昌曾于半年前从电商平台上购买过一套软质橡胶服。
这不是昂贵的硅胶制品，而是廉价的替换物。严格来说，相当于岛国动作片《女特工调查X集团系列》，很常见的黑色紧身衣。区别在于这种紧身衣表面有着一个个按照人体结构预制的插槽。比如胸肌，只要把网购橡胶套装对应的“胸肌一号、二号”两块软质物充气填充，涂抹粘胶，嵌入对应的插槽，穿在身上，并做稍微的适应性调整，哪怕是从小患有佝偻病或营养不良的枯柴瘦鬼，瞬间就能变成令无数人向往憧憬的肌霸型兄贵。
王雄杰立刻下达了抓捕令。
很少有人能在接受警方专业审讯的时候，面不改色心不跳，以谎言搪塞过去。
王永昌也不例外。
起初，他百般抵赖。
唐元带着人从他宿舍里搜出了那件橡胶服，加上案发当晚的小区监控视频，他再也无法维持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
我叫王永昌。
金沙江边的人都很穷。在我的记忆里，别说是我家了，整个村子都是穷人。
古话说得好：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这种兴趣爱好甚至一度超越了日常课程在学习中的重要性。我是比较幸运的，小学时候就遇到了一位来自东部发达地区的教育志愿者。她教会了我素描基础理论，还送给我人生中第一份礼物————一套二十四色的马利牌水粉颜料。
我一直认为，在艺术方面，个人天分很重要。
小学时代，我成了整个学校绘画最棒的学生。
毕业那年，小学老师离开大山，回到了她的城市。
临走前，她鼓励我：你是我见过画画最好的学生。坚持下去，你会成为世界级的艺术家。
小孩子都喜欢听类似的话，虽然只是凭空画大饼，可这样的空虚大饼在当时的我看来是如此美味，也成为了我人生奋斗的第一针兴奋剂。
后来，我考上了县中。
学校太远了，我必须走二十多里的山路才能到校上课。除了住校，我别无选择。
上下学的时候乘公车？呵呵，这是一种奢侈的幻想。没去过我们村的人永远不会明白什么叫做“山路崎岖”，生活在平原上的人对此无法理解。
我仍然喜欢画画。
我也逐渐明白，比起正常意义的上学念书，绘画必须付出的经济成本和代价极其昂贵。
单“颜料”一项，就是远远超过作业本、钢笔、墨水等学习用品的最重要消耗品之一。
周末和放假的时候，我背着箩筐在山里到处游走，疯狂寻找所有能卖钱的东西。
听过《采蘑菇的小姑娘》那首歌吗？
夏天，每逢雨季，山上的针松树下就会长出一窝窝的野生菌。牛肝菌、见手青、鸡枞、虎掌菌、猪拱菌、鸡油菌、干巴菌……真正是味道鲜美，可口又天然。
我却舍不得吃，全部送到集市上，买给那些专门收购野生菌的人。
就拿见手青来说吧，那些人给出来的收购价，只是每公斤几块钱。可他们把收来的菌子送到省城这样的大城市，转手就能卖几十块，甚至更多。
这还是很多年前的事。
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如果我和那些收菌子的人一样，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我就能来往于山村和城市之间，轻轻松松赚大笔的钱。
文人，尤其是搞艺术的文人，都他嘛的敝帚自珍。
“画画”与“绘画”是两种概念。前者只是自娱自乐，在纸上画着玩；后者才是专业，专指素描，还有色彩。
我上初二的时候就决定了一定要考艺术院校。
县城里虽然有美术补习班，却是要收钱的，而且很贵。
家里穷，爹娘整年在地里刨土坷垃，贫瘠的土地上只能种出玉米、土豆和辣椒，换季的时候再种点儿豌豆肥田，所有这些就是全家人的最重要经济来源。
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
小时候我经常做梦，梦见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爹娘把家里的钱集中起来供我上学念书，我再也不用冒着酷暑在山里捡菌子，再也不用被野草也荆棘割伤皮肤，再也不用满身臭汗，像狗一样把采来的菌子送给那些收购者，任由他们挑挑拣拣，随意开价，用仨瓜俩枣的钱就能抢走我的辛劳所得。
是的……是抢，我一直这样认为。
别给我扯什么市场经济规律，他们就是一群手里挥舞着钞票，臭不要脸的强盗！
我不要什么弟弟妹妹，我痛恨我的父母。要不是他们生养了那么多孩子，家里的经济情况会好很多。国家明明制订了计划生育条例，他们为什么不遵守？为什么宁愿缴纳罚款也要生那么多？
如果他们把这些钱拿出来供养我，我就能找到很好的老师，生活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你们能想象吗，中考那年，因为填报志愿的事儿，我爹用绳子把我捆起来，狠狠揍了一顿————他要我考中专，因为毕业以后就能工作。可我的未来梦想是中央美术学院。那是全国所有美术生梦寐以求的最高学府，其地位相当于文理生心目中的北大、清华。
那时候我就发誓：就算是死，也要死在城里，永远离开贫穷落后的小山村。
像我爹娘那种一辈子也没离开过村里的人，永远不会知道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莫奈、达芬奇这些伟大的名字。
他们永远不会明白梵高的一副《向日葵》价值上亿美元，不明白为什么毕加索的随便一张练习手稿会被顶级富豪当做珍品收藏，不明白艺术品行业在国外是如何的风生水起。
其实说起来挺可笑的，高中时代的我，真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觉得张大千是个渣渣，齐白石不过是个手上能画几笔的木匠，还有李可染、徐悲鸿、傅抱石这些所谓的国内名家，充其量也就是三流画手。真正的艺术家都在国外，中国画永远不如油画。想要找到艺术的真谛，想要得到最好的发展，就必须出国。
这些话是我从县美术馆一个美术教员那里听到的。他当时开了一个美术培训班，我周末的时候会过去旁听，不给钱，站在门口观望的那种。在当时的我看来，他就是整个县里绘画水平最高的人。“承师者重其言”，何况他说的这些在我看来的确很有道理。
考上川美的那年，我跟家里闹翻了。
爹说了：画画的学校都是培养二混子，与其进去白白浪费钱，不如趁着现在退了。要么在县城找份工作，要么去外地打工。家里还有那么多弟弟妹妹要养活，要上学，我这个当哥的人得为此负责。
我当时回了一句：你自己生的孩子，凭什么要我来养？
我爹拎着斧头要砍我，我跑进猪圈扛起切猪草的铡刀，只要他敢轮起斧头，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直接像对付西瓜那样把他脑壳劈成两半。
如果不是我娘哭着喊着劝着，那天晚上肯定要闹出人命。
第二天，我离开家，去了川美。
我属于求生能力很强的那种人。我挨个从亲戚那里借到了第一学期的费用。开学第二个星期，我就勤工俭学，在附近餐馆里找了一份洗碗和配菜的工作。钱虽少，几百块，却攒得下来，把借的人情还上。
学校里的很多同学都在外面打工，但美术生的“打工”概念不同，有人卖画，有人在外面做雕塑，还有人给广告公司做设计……我跟一个学长的关系比较好，他带着我跑了几次画廊，专门做油画复制品。
不要误会，这个不是盗版，而是画廊出颜料和画框画布，给出样图，我按照比例临摹的那种。按画面大小不同，画一张能得五十至两百元。
那段日子我过的很苦，有好几个月都是两块钱过一天。每顿都是在食堂里买几个馒头，就着免费的咸菜，还有从舍友那里蹭来的茶叶，泡一缸子茶水。
我想出国。
国内真不是艺术家能呆的地方。艺术品消费市场是如此贫瘠，很少有人愿意买画。跑画廊的次数多了，老板跟我也很熟，有时候闲下来，也会约着我在附近吃点儿烧烤，喝瓶啤酒。他总是抱怨生意难做，利润薄。其实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就以我为例，我的穷爹娘还在为了吃饭发愁，就连城里的居民也没多富裕，有钱了第一选择不是买房就是买车，再不就是珠宝首饰，谁会想到把多余的钱用来买画？
为了圆我的出国梦，我拼命学英文。
大二的时候我就过了四级。
艺术生的文化成绩普遍不怎么样。我那次考试分数在班上排名第一，也因此引起了好几个女生的注意，再加上我专业成绩过硬，就连其他班的女生也对我表示好感。
那时候我很自豪，也很傲慢，也第一次产生了“所有人都不如我”的想法。
虎平涛眼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刘得滑以前有部电影，叫《大块头有大智慧》。他当时扮演角色的时候，就是穿了一套硅胶服，在身上粘贴了大量的假肌肉。”
顾德伟听得频频点头：“那部电影我看过，影评也是这么说的。不过那种硅胶做的假肌肉粘起来很麻烦，穿戴要花很多时间。”
“那是以前，现在的硅胶服有了很大改进。”虎平涛随手点开手机页面：“套宝和精东上都有，有充气和液体注入两种，这些比较廉价。当然也有贵的，两万多一套，那个就是实打实的软质物填充。”
这是个稀罕事物，王文雄接过虎平涛的手机，仔细地看着，发出赞叹：“这做工虽然粗糙了点儿，可要换了是晚上，光线暗淡，不凑到近处还真看不出来。”
“要不是唐元提醒，我也不会想到这一点。”虎平涛认真地说：“我之前一直在思考案发当晚前后两段视频的时间差。从小区入口到二十一幢单元门，前后也就一百多米，那个男人带着张红霞足足走了五分钟。中间这段时间他干什么去了？”
张艺轩带着郁闷的心情，闷闷不乐地说：“如果是王永昌乔装打扮，那就可以解释所有的问题————他平时很少锻炼，体型偏瘦，张红霞体重五十五公斤，个子又高，以王永昌的体格，根本背不动也扛不动，只能拖拖拉拉几乎是抱着走。可是这样做很容易让人看出端倪，所以他只能在进入小区的时候拼命装作正常搀扶。以他的体力，要做到这点很困难，所以挣扎着从小区门卫经过，来到背角的位置，他就必须停下来休息。这样一来，两段视频长达四分钟的间隔，也就顺理成章。”
感觉在案情分析上落了下风……偏偏他是个争强好胜的人。
虎平涛道：“他特别选择了半夜送张红霞回家，只有这样才能避开小区保安。王永昌经常出入小区，门卫与他很熟，所以必须戴上口罩和墨镜，掩人耳目。”
“更重要的是他有过表演经历。王永昌是个演艺迷，他外出采风的时候，好几次当做群众演员。他对硅胶道具应该很熟悉，无论粘贴还是穿戴都不难。”
这些理由足以使案件明朗化，张国威却觉得还有一个疑点很难解释：“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死者肚子里的孩子是王永昌的。虎毒不食子啊！综合各方面的调查材料，王永昌不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要说他和张红霞之间有矛盾，这我信。可要说他因爱生恨，连自己的亲身孩子都不放过……这实在有点儿说不过去。”
王雄杰快刀斩乱麻：“这些都是旁枝末节，其中肯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不管那么多了，现在集中力量查王永昌，查他的网购记录。硅胶服这玩意儿可不好买，至少我在省城这么多年就没见过有卖的。另外，小虎你带人负责布控，看情况抓人，随时与唐元那边联系，搜查他的宿舍。如果能找到硅胶服，那就是铁证。”
……
有了准确的查找方向，一切都变得顺利。
网监总队和电讯公司反馈的消息表明：王永昌曾于半年前从电商平台上购买过一套软质橡胶服。
这不是昂贵的硅胶制品，而是廉价的替换物。严格来说，相当于岛国动作片《女特工调查X集团系列》，很常见的黑色紧身衣。区别在于这种紧身衣表面有着一个个按照人体结构预制的插槽。比如胸肌，只要把网购橡胶套装对应的“胸肌一号、二号”两块软质物充气填充，涂抹粘胶，嵌入对应的插槽，穿在身上，并做稍微的适应性调整，哪怕是从小患有佝偻病或营养不良的枯柴瘦鬼，瞬间就能变成令无数人向往憧憬的肌霸型兄贵。
王雄杰立刻下达了抓捕令。
很少有人能在接受警方专业审讯的时候，面不改色心不跳，以谎言搪塞过去。
王永昌也不例外。
起初，他百般抵赖。
唐元带着人从他宿舍里搜出了那件橡胶服，加上案发当晚的小区监控视频，他再也无法维持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
我叫王永昌。
金沙江边的人都很穷。在我的记忆里，别说是我家了，整个村子都是穷人。
古话说得好：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这种兴趣爱好甚至一度超越了日常课程在学习中的重要性。我是比较幸运的，小学时候就遇到了一位来自东部发达地区的教育志愿者。她教会了我素描基础理论，还送给我人生中第一份礼物————一套二十四色的马利牌水粉颜料。
我一直认为，在艺术方面，个人天分很重要。
小学时代，我成了整个学校绘画最棒的学生。
毕业那年，小学老师离开大山，回到了她的城市。
临走前，她鼓励我：你是我见过画画最好的学生。坚持下去，你会成为世界级的艺术家。
小孩子都喜欢听类似的话，虽然只是凭空画大饼，可这样的空虚大饼在当时的我看来是如此美味，也成为了我人生奋斗的第一针兴奋剂。
后来，我考上了县中。
学校太远了，我必须走二十多里的山路才能到校上课。除了住校，我别无选择。
上下学的时候乘公车？呵呵，这是一种奢侈的幻想。没去过我们村的人永远不会明白什么叫做“山路崎岖”，生活在平原上的人对此无法理解。
我仍然喜欢画画。
我也逐渐明白，比起正常意义的上学念书，绘画必须付出的经济成本和代价极其昂贵。
单“颜料”一项，就是远远超过作业本、钢笔、墨水等学习用品的最重要消耗品之一。
周末和放假的时候，我背着箩筐在山里到处游走，疯狂寻找所有能卖钱的东西。
听过《采蘑菇的小姑娘》那首歌吗？
夏天，每逢雨季，山上的针松树下就会长出一窝窝的野生菌。牛肝菌、见手青、鸡枞、虎掌菌、猪拱菌、鸡油菌、干巴菌……真正是味道鲜美，可口又天然。
我却舍不得吃，全部送到集市上，买给那些专门收购野生菌的人。
就拿见手青来说吧，那些人给出来的收购价，只是每公斤几块钱。可他们把收来的菌子送到省城这样的大城市，转手就能卖几十块，甚至更多。
这还是很多年前的事。
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如果我和那些收菌子的人一样，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我就能来往于山村和城市之间，轻轻松松赚大笔的钱。
文人，尤其是搞艺术的文人，都他嘛的敝帚自珍。
“画画”与“绘画”是两种概念。前者只是自娱自乐，在纸上画着玩；后者才是专业，专指素描，还有色彩。
我上初二的时候就决定了一定要考艺术院校。
县城里虽然有美术补习班，却是要收钱的，而且很贵。
家里穷，爹娘整年在地里刨土坷垃，贫瘠的土地上只能种出玉米、土豆和辣椒，换季的时候再种点儿豌豆肥田，所有这些就是全家人的最重要经济来源。
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
小时候我经常做梦，梦见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爹娘把家里的钱集中起来供我上学念书，我再也不用冒着酷暑在山里捡菌子，再也不用被野草也荆棘割伤皮肤，再也不用满身臭汗，像狗一样把采来的菌子送给那些收购者，任由他们挑挑拣拣，随意开价，用仨瓜俩枣的钱就能抢走我的辛劳所得。
是的……是抢，我一直这样认为。
别给我扯什么市场经济规律，他们就是一群手里挥舞着钞票，臭不要脸的强盗！
我不要什么弟弟妹妹，我痛恨我的父母。要不是他们生养了那么多孩子，家里的经济情况会好很多。国家明明制订了计划生育条例，他们为什么不遵守？为什么宁愿缴纳罚款也要生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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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能想象吗，中考那年，因为填报志愿的事儿，我爹用绳子把我捆起来，狠狠揍了一顿————他要我考中专，因为毕业以后就能工作。可我的未来梦想是中央美术学院。那是全国所有美术生梦寐以求的最高学府，其地位相当于文理生心目中的北大、清华。
那时候我就发誓：就算是死，也要死在城里，永远离开贫穷落后的小山村。
像我爹娘那种一辈子也没离开过村里的人，永远不会知道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莫奈、达芬奇这些伟大的名字。
他们永远不会明白梵高的一副《向日葵》价值上亿美元，不明白为什么毕加索的随便一张练习手稿会被顶级富豪当做珍品收藏，不明白艺术品行业在国外是如何的风生水起。
其实说起来挺可笑的，高中时代的我，真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觉得张大千是个渣渣，齐白石不过是个手上能画几笔的木匠，还有李可染、徐悲鸿、傅抱石这些所谓的国内名家，充其量也就是三流画手。真正的艺术家都在国外，中国画永远不如油画。想要找到艺术的真谛，想要得到最好的发展，就必须出国。
这些话是我从县美术馆一个美术教员那里听到的。他当时开了一个美术培训班，我周末的时候会过去旁听，不给钱，站在门口观望的那种。在当时的我看来，他就是整个县里绘画水平最高的人。“承师者重其言”，何况他说的这些在我看来的确很有道理。
考上川美的那年，我跟家里闹翻了。
爹说了：画画的学校都是培养二混子，与其进去白白浪费钱，不如趁着现在退了。要么在县城找份工作，要么去外地打工。家里还有那么多弟弟妹妹要养活，要上学，我这个当哥的人得为此负责。
我当时回了一句：你自己生的孩子，凭什么要我来养？
我爹拎着斧头要砍我，我跑进猪圈扛起切猪草的铡刀，只要他敢轮起斧头，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直接像对付西瓜那样把他脑壳劈成两半。
如果不是我娘哭着喊着劝着，那天晚上肯定要闹出人命。
第二天，我离开家，去了川美。
我属于求生能力很强的那种人。我挨个从亲戚那里借到了第一学期的费用。开学第二个星期，我就勤工俭学，在附近餐馆里找了一份洗碗和配菜的工作。钱虽少，几百块，却攒得下来，把借的人情还上。
学校里的很多同学都在外面打工，但美术生的“打工”概念不同，有人卖画，有人在外面做雕塑，还有人给广告公司做设计……我跟一个学长的关系比较好，他带着我跑了几次画廊，专门做油画复制品。
不要误会，这个不是盗版，而是画廊出颜料和画框画布，给出样图，我按照比例临摹的那种。按画面大小不同，画一张能得五十至两百元。
那段日子我过的很苦，有好几个月都是两块钱过一天。每顿都是在食堂里买几个馒头，就着免费的咸菜，还有从舍友那里蹭来的茶叶，泡一缸子茶水。
我想出国。
国内真不是艺术家能呆的地方。艺术品消费市场是如此贫瘠，很少有人愿意买画。跑画廊的次数多了，老板跟我也很熟，有时候闲下来，也会约着我在附近吃点儿烧烤，喝瓶啤酒。他总是抱怨生意难做，利润薄。其实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就以我为例，我的穷爹娘还在为了吃饭发愁，就连城里的居民也没多富裕，有钱了第一选择不是买房就是买车，再不就是珠宝首饰，谁会想到把多余的钱用来买画？
为了圆我的出国梦，我拼命学英文。
大二的时候我就过了四级。
艺术生的文化成绩普遍不怎么样。我那次考试分数在班上排名第一，也因此引起了好几个女生的注意，再加上我专业成绩过硬，就连其他班的女生也对我表示好感。
那时候我很自豪，也很傲慢，也第一次产生了“所有人都不如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