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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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景在几个月前是无法让人想象的，即使是刘伯温本人在几个月前也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独自一人跪在朱元璋面前，给老天一种卑躬屈膝的印象。刘伯温早已知道他和朱元璋亲密无间的历史已经接近尾声，但只是在他孤零零一个人跪在朱元璋面前时，他才对这段历史的尾声有了切切实实的感觉。
他心里清楚得很，朱元璋要的就是这个：刘伯温老老实实地跪在自己面前，请求自己拯救他的灵魂。他要把刘伯温从导师的讲台上拉下来，成为自己的跟班。
如果这种理想无法实现，朱元璋就会愤懑，甚至会七窍生烟。当这种理想实现的时候，朱元璋本来应该高兴，可他的欣喜只是电光石火一闪而过，随之即来的是恐惧。这种恐惧很好理解，他发现刘伯温已经发现了他的心思。这种心思在刘伯温到来之前，并不牢靠，恍恍惚惚。现在，这种心思清晰起来：他暂时还离不开刘伯温，帝国初成，人员混杂，还有很多事需要刘伯温的指导；但他不希望刘伯温再扮演指导他的角色，至少在表面上，刘伯温现在应该是他的幕僚，而不是他的导师。所以，他必须要在不动声色中压制刘伯温。让他恐惧的正在这里，当刘伯温那衰朽的身躯渐渐地矮下去，最后跪在他面前时，他发现，刘伯温早已洞悉了他的心思。
朱元璋在恐惧之后，忽然又恢复了良好的心情，按他的想法，刘伯温洞悉了他的想法也最好不过，他将继续保持自己“打压”刘伯温的行动，第一步就是要刘伯温明白：他刘伯温只是个幕僚，他所有的功劳其实都是朱元璋的功劳。
在那个阴冷的下午，朱元璋用威严的语调命令刘伯温站起来，然后又用柔和的语调问刘伯温，您功勋卓着，希望要个什么爵位？
刘伯温有点恶心。这是一种弱智似的试探，刘伯温的祖辈都被封为郡公，甚至他的老婆也被封为郡公夫人，在封这些人的爵位时，朱元璋从未问过刘伯温一句话，偏偏到了刘伯温自己时，他居然破天荒地问了刘伯温有什么意愿。按我们的想法，这难道还用问吗？刘伯温的夫人已经被封为郡公夫人，刘伯温不可能是国公和县公，他只能是郡公。这就好似皇后的老公肯定是皇帝，而不是王爷一样。朱元璋这种弱智似的试探只有一个目的：你刘伯温注定是郡公这一虚封爵位了，其他的你就不要想。但是，郡公虽然是虚封爵位，你有资格领取吗？
刘伯温并没有消化朱元璋带给他的恶心，而是马上就作了回答。这一回答正是朱元璋要的最佳答案。刘伯温说：“皇上您得天下乃是上天的意思。我怎么敢贪天的功劳，您对我家人的封赏已经浩荡无比，我知足得夜不能寐，所以，我什么爵位都不要！”
朱元璋很满意，几乎是喜出望外。不过，他是个得了便宜就卖乖的人，或者说，他是个疑心如海洋般壮阔的人。在这之后，他几次三番征求刘伯温的意见，要他选一个爵位。刘伯温每次都坚定地拒绝，并且说：“我回来并非是为了爵位，而是为您排忧解难来的。”他很认真地说，“皇上您有什么忧虑，请告诉臣下，为臣竭忠尽智，为您效劳。”
朱元璋眼珠乱转，随后就皱起了眉头。刘伯温等着他的“忧虑”，可朱元璋的眉头很快就舒展开了，竟然还笑了一下，说：“先生新丧娇妻，我自作主张为您张罗了一个。”刘伯温不知这是何意，正要琢磨这是不是一次新的试探，朱元璋又说话了：“先生不要胡思乱想，你为我的王朝贡献了全部心力，为你找个女人理所当然。”
刘伯温神经过敏。他确信这又是一次试探，他无法判定这次试探的内容是什么，可他能判定这次试探的绝不是好色。所以，他马上就应承下来，设想在几天内思考出朱元璋这次送他老婆的背后目的。
这位女士姓章，有倾城倾国之貌，所以刘伯温很快就和这位章女士如胶似漆，几乎把朱元璋送给他老婆的背后目的忘记了。实际上，他就应该忘记。在这件事上，朱元璋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相反，他认为刘伯温年老体衰，需要一个人照顾。这种在古代把一个妙龄女子送给一个衰朽的老头，正如我们今天送给腿脚不灵活的老人一个轮椅一样。它本身是一种关心，是一种体贴，充满了人情味。
朱元璋这样冷冰冰的政治机器会对一个人关心，说明他必然有求于人。随着1369年新年新气象的来临，刘伯温的官职也有了新气象。他被任命为资善大夫御史中丞（正二品）兼太子赞善大夫，这是新瓶装旧酒。其实他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角色还是朱元璋的顾问。
朱元璋有求于刘伯温。他所求的事和李善长有直接关系，其实，这件事牵扯住的所有人物都在刘伯温最后的人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这件事发生之时也是刘伯温悲剧命运的序幕被拉开之日。
刘伯温论相
每当李善长想起刘伯温时，肺里马上就会升腾起一股硫黄味。1368年阴历十一月，当刘伯温重新回到他的视线中时，他的鼻子几乎歪到一旁。实际上，在他心里，刘伯温的分量远没有别人想得那么重。他对刘伯温只是愤怒，没有嫉妒，也没有恐惧。他从来不担心刘伯温会抢了他的宰相位子，也更没有嫉妒过刘伯温横溢的才气。因为他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他也知道他能得到什么。他最想要的是权力，或者说是享受权力，他得到了，而且是刘伯温抢不走的。他远不如刘伯温那样对朱元璋的阴暗明察秋毫，他只明白一点，朱元璋会帮他保住宰相的位子。他只需要明白这一点就足矣。
刘伯温的回归在李善长看来是回光返照，他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论点，可直觉就是告诉了他，刘伯温这次回来，必定会重演上次灰溜溜离开的那一幕。他在1369年有件和刘伯温无关的烦心事，这件事就是，有几个人对他坐在宰相办公室中很不满意。这几个人的名字叫杨宪、凌说、高见贤、夏煜。
杨宪是太原人，1356年投奔朱元璋，因办事干练，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之一。他后来一直充当使者出入张士诚和方国珍政府，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1368年，朱元璋的新中国成立，杨宪被任命为副宰相，成为李善长的助手。
凌说和杨宪一样，投奔朱元璋后也很快就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他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功绩就是，在朱元璋派他去侦缉朱文正时，他带回了“确凿无疑”的证据：朱文正要造反。
高见贤和夏煜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们投奔朱元璋后，由于脑袋灵光、办事干练，都成为朱元璋的亲信，并在朱元璋的政府中担任要职。
表面上看，这四人没有什么联系。但只要稍熟悉明代特务政治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四人都是特务出身。
杨宪、凌说、高见贤和夏煜在1368年之前的官职都是“检校”，检校是明代顶级特务组织锦衣卫的前身。1359年，也就是刘伯温出山的前一年，朱元璋在自己的草台班子政府中设置了一个神秘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被称为检校，其实就是特务。检校的前期工作是对敌人进行渗透和侦缉。比如杨宪就曾多次以使者的身份到张士诚和方国珍政府里进行窃取情报的工作。随着朱元璋的敌人越来越少，他的政府越来越稳固，检校们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南京城中大小衙门官吏的不公不法上来。
杨宪、凌说、高见贤和夏煜是这些检校中出类拔萃的人，特别是杨宪，有着强大的观察力和联想力，在抽丝剥茧上无人能及，而且从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朱元璋就曾当众表扬过这些检校们：“有这些人在，正如我有恶犬一样，能使人怕。”
我们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恶犬”的神秘可怕之处。
1359年，朱元璋对袁州（今江西宜春）发动进攻前，派了一名检校到袁州侦查。此人回来后把袁州城情况详细汇报。朱元璋问他：“你有何凭证说你到过袁州？”这名检校回答：“袁州守将欧平章门前两个石狮子的尾巴被我斩断。”朱元璋后来攻陷袁州，真就派人去查看那两个石狮子，果然如那名检校所言。
袁州当时守卫森严，特别是守将的家门口。那个检校居然能轻易地进出袁州城，还能在守将门口把石狮子的尾巴斩断，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朱元璋的特务们神通广大啊。
第二个例子有两件事，都是关于检校侦缉大臣的。一件事是，大臣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吟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朱元璋就觍着丑脸笑嘻嘻地对钱先生说：“昨日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几乎吓得魂不附体，磕头谢罪。第二件事是，国子祭酒宋讷某天在家独坐生气，面有怒容。第二天朝见时，朱元璋问他昨天生什么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元璋叫人把偷着给他画的像拿来看，他几乎魂飞天外。
随着明王朝第一个特务组织锦衣卫的建立，特务们的工作范围已不仅局限于京城，整个帝国的大事小情都在他们的职责内。通过这些特务的无所不至和无孔不入，朱元璋知道了很多事情。在今浙江等地，出现灾荒，地方官却隐瞒不报。在北京城有个黑和尚，出入各官员府邸，他根本就没有出家人的样儿，经常和官员说些世俗笑话。还有个和尚，是旧中国的一个秀才，因不满新中国的建立，所以在北京城里有反革命的言语。
对于他一手创建的这个特务组织，朱元璋沾沾自喜，认为是自己智慧的结晶。的确，正如吴晗在《朱元璋传》中所说的那样：要组织这样的力量、机构，进行全国规模的调查、登记、发引、盘诘工作，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准备周密的计划，以及必需的监督工作。
而这一切都需要人来完成，杨宪等四人在这方面的表现让朱元璋非常满意。所以，他们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也就无须赘言了。
杨宪有野心，更有能力。朱元璋看准的是他的能力，至于他的野心，朱元璋早就说过，一条恶犬的野心能有多大？所以当他把杨宪放在李善长身边时，目的是让他注意李善长的动向，也就是做李善长身边的一条小狗，但这条小狗是忠实于朱元璋的。
杨宪从未认为自己就是朱元璋的一条狗，他进入中书省后，开始联络在各个机构担任检校职责的凌说、高见贤和夏煜。他激励众人，特务出身的人也能做宰相。如果一个特务出身的人做了宰相，那特务们的前途不必说，自然是一片光明。三人被杨宪的理想所激励，被杨宪的仗义所感动。他们抱成一团，在朱元璋面前指责李善长，并且下了调查结论：李善长无宰相材。
到底什么是宰相材，这可是说来话长。宰相有两个重要特征：皇帝的幕僚长；对皇帝直接负责。实际上，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宰相这个官职，先秦之前称为“相国”，秦汉时称为“丞相”，魏晋南北朝时期称为“尚书令”，唐朝时称为“尚书仆射”，两宋时称为“同平章事”，明初，宰相的官职是“右丞相”。所谓宰相之材，就是宰相本人应该具备的职业素养。我们知道有句成语叫“宰相肚里能撑船”，说明宰相的职业素养里应该有“心胸开阔”这一条。但还应该有哪些职业素养，我们应该听听杨宪的说法。
杨宪说李善长没有宰相之材，当然有根有据。首先就是李善长这人粗通文墨，没有搞儒家知识，只是把韩非的思想拿来充数，所以他仅从学术上而言就是个半瓶子醋，所以，他不配做宰相。
按杨宪的意思，宰相的职业素养中应该有丰厚的知识，也就是学历高。
杨宪又说：“李善长残忍刻薄，参议李饮冰稍对他行使权力的行为有所不满，他就下令把李饮冰的双乳割掉，导致李饮冰在刑房内当场流血致死。”
杨宪的意思，宰相的职业素养中应该有慈悲心、有宽广的胸襟才对。
杨宪还要说下去时，朱元璋示意他停下，然后对这四位特务语重心长地说：“李善长的确没有相材，可你们难道不知道，他跟随我多年，又是我的老乡，自我革命以来，和我出生入死，辛苦工作，昼夜不分，功劳是有的。我既是皇帝，那他肯定是宰相，这种事希望你们也能理解，用同乡用旧勋是传统。”
杨宪发现自己走进了死胡同，即使他有五千多岁的智慧，如果不回头，必然撞墙。朱元璋用“自己和李善长是老乡”这句话就把他彻底堵死了。
亲信重要还是老乡旧勋重要，现在答案不言自明，在朱元璋心目中，老乡旧勋最重要。
李善长很快就知道了杨宪的野心，当然是朱元璋告诉他的。朱元璋同时还训斥他，以后在处理问题上多一分慈悲心，多一分仁心。李善长有点不服气，他说：“杨宪这小子是想顶我的位置啊。”
朱元璋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李善长站着，气呼呼的，肚皮一会儿鼓起来一会儿瘪下去。
朱元璋说：“你不要这样神经过敏，杨宪只是在做他分内的事。再说，”他又看了李善长一样，眼神中带着一点冷酷，“宰相这个位置，谁不想坐？”
李善长被这句话震在当场，用他的智慧来判断，朱元璋这是准备要把他拿下。他的脸色因为紧张和激动开始泛白，他的嘴唇哆嗦着，却不敢去看朱元璋。
安静得要命，能听到虫子在树上叹息的声音。最后，还是朱元璋打破了这一沉默，因为李善长在下面快要站不住了。他说：“你回去吧，放心，咱们是老乡，你对王朝有功，以后要尽力学习宰相之材。”
李善长对这句话理解得相当随意，甚至朱元璋在说这句话时，他几乎就是从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在不久后，朱元璋就发现李善长虽然还对他这个皇帝直接负责，但离“幕僚长”的职责越来越远。朱元璋对刘伯温说：“李善长老了，什么良好建议都提不出来。他还有个致命的缺陷，心胸不宽广，独断专行。”
朱元璋和刘伯温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1369年的秋天，天空万里无云，淡淡的秋风让人心旷神怡。刘伯温静静地听完朱元璋的话，才小心翼翼地开口道：“李善长是开国元老，威望极高，而且他能调和诸将，做宰相是最合适不过的。”
朱元璋很奇怪，他问：“李善长跟你可是死对头，你还为他说话？”
刘伯温说：“我知道您有换宰相的意思。但换宰相就像是换大厦的柱子，必须是栋梁之材才好，如果用几根小木头捆在一起充当梁柱，即使换上去了，也会马上倒下。”
朱元璋并未被刘伯温的比喻所打动。他脑海中浮现出下面这些历史人物：西汉的霍光、东汉的曹操、曹魏的司马氏父子和东晋的桓温等人。这些人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是一个帝国在某一时段的顶梁柱，都是宰相。最要命的是，这些人都控制了他们的皇帝，把“幕僚长”的角色变成了不可一世的“导师”。
皇帝和宰相的博弈历来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皇权强大时，宰相是幕僚长，皇权弱小时，宰相就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皇帝。这是因为从政治角度而言，宰相离皇帝的权力最近，他能轻而易举地把皇权变成自己的权力。朱元璋脑海中的那些人，正是把皇权变成相权的极端典型。
这个情景在几个月前是无法让人想象的，即使是刘伯温本人在几个月前也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独自一人跪在朱元璋面前，给老天一种卑躬屈膝的印象。刘伯温早已知道他和朱元璋亲密无间的历史已经接近尾声，但只是在他孤零零一个人跪在朱元璋面前时，他才对这段历史的尾声有了切切实实的感觉。
他心里清楚得很，朱元璋要的就是这个：刘伯温老老实实地跪在自己面前，请求自己拯救他的灵魂。他要把刘伯温从导师的讲台上拉下来，成为自己的跟班。
如果这种理想无法实现，朱元璋就会愤懑，甚至会七窍生烟。当这种理想实现的时候，朱元璋本来应该高兴，可他的欣喜只是电光石火一闪而过，随之即来的是恐惧。这种恐惧很好理解，他发现刘伯温已经发现了他的心思。这种心思在刘伯温到来之前，并不牢靠，恍恍惚惚。现在，这种心思清晰起来：他暂时还离不开刘伯温，帝国初成，人员混杂，还有很多事需要刘伯温的指导；但他不希望刘伯温再扮演指导他的角色，至少在表面上，刘伯温现在应该是他的幕僚，而不是他的导师。所以，他必须要在不动声色中压制刘伯温。让他恐惧的正在这里，当刘伯温那衰朽的身躯渐渐地矮下去，最后跪在他面前时，他发现，刘伯温早已洞悉了他的心思。
朱元璋在恐惧之后，忽然又恢复了良好的心情，按他的想法，刘伯温洞悉了他的想法也最好不过，他将继续保持自己“打压”刘伯温的行动，第一步就是要刘伯温明白：他刘伯温只是个幕僚，他所有的功劳其实都是朱元璋的功劳。
在那个阴冷的下午，朱元璋用威严的语调命令刘伯温站起来，然后又用柔和的语调问刘伯温，您功勋卓着，希望要个什么爵位？
刘伯温有点恶心。这是一种弱智似的试探，刘伯温的祖辈都被封为郡公，甚至他的老婆也被封为郡公夫人，在封这些人的爵位时，朱元璋从未问过刘伯温一句话，偏偏到了刘伯温自己时，他居然破天荒地问了刘伯温有什么意愿。按我们的想法，这难道还用问吗？刘伯温的夫人已经被封为郡公夫人，刘伯温不可能是国公和县公，他只能是郡公。这就好似皇后的老公肯定是皇帝，而不是王爷一样。朱元璋这种弱智似的试探只有一个目的：你刘伯温注定是郡公这一虚封爵位了，其他的你就不要想。但是，郡公虽然是虚封爵位，你有资格领取吗？
刘伯温并没有消化朱元璋带给他的恶心，而是马上就作了回答。这一回答正是朱元璋要的最佳答案。刘伯温说：“皇上您得天下乃是上天的意思。我怎么敢贪天的功劳，您对我家人的封赏已经浩荡无比，我知足得夜不能寐，所以，我什么爵位都不要！”
朱元璋很满意，几乎是喜出望外。不过，他是个得了便宜就卖乖的人，或者说，他是个疑心如海洋般壮阔的人。在这之后，他几次三番征求刘伯温的意见，要他选一个爵位。刘伯温每次都坚定地拒绝，并且说：“我回来并非是为了爵位，而是为您排忧解难来的。”他很认真地说，“皇上您有什么忧虑，请告诉臣下，为臣竭忠尽智，为您效劳。”
朱元璋眼珠乱转，随后就皱起了眉头。刘伯温等着他的“忧虑”，可朱元璋的眉头很快就舒展开了，竟然还笑了一下，说：“先生新丧娇妻，我自作主张为您张罗了一个。”刘伯温不知这是何意，正要琢磨这是不是一次新的试探，朱元璋又说话了：“先生不要胡思乱想，你为我的王朝贡献了全部心力，为你找个女人理所当然。”
刘伯温神经过敏。他确信这又是一次试探，他无法判定这次试探的内容是什么，可他能判定这次试探的绝不是好色。所以，他马上就应承下来，设想在几天内思考出朱元璋这次送他老婆的背后目的。
这位女士姓章，有倾城倾国之貌，所以刘伯温很快就和这位章女士如胶似漆，几乎把朱元璋送给他老婆的背后目的忘记了。实际上，他就应该忘记。在这件事上，朱元璋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相反，他认为刘伯温年老体衰，需要一个人照顾。这种在古代把一个妙龄女子送给一个衰朽的老头，正如我们今天送给腿脚不灵活的老人一个轮椅一样。它本身是一种关心，是一种体贴，充满了人情味。
朱元璋这样冷冰冰的政治机器会对一个人关心，说明他必然有求于人。随着1369年新年新气象的来临，刘伯温的官职也有了新气象。他被任命为资善大夫御史中丞（正二品）兼太子赞善大夫，这是新瓶装旧酒。其实他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角色还是朱元璋的顾问。
朱元璋有求于刘伯温。他所求的事和李善长有直接关系，其实，这件事牵扯住的所有人物都在刘伯温最后的人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这件事发生之时也是刘伯温悲剧命运的序幕被拉开之日。
刘伯温论相
每当李善长想起刘伯温时，肺里马上就会升腾起一股硫黄味。1368年阴历十一月，当刘伯温重新回到他的视线中时，他的鼻子几乎歪到一旁。实际上，在他心里，刘伯温的分量远没有别人想得那么重。他对刘伯温只是愤怒，没有嫉妒，也没有恐惧。他从来不担心刘伯温会抢了他的宰相位子，也更没有嫉妒过刘伯温横溢的才气。因为他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他也知道他能得到什么。他最想要的是权力，或者说是享受权力，他得到了，而且是刘伯温抢不走的。他远不如刘伯温那样对朱元璋的阴暗明察秋毫，他只明白一点，朱元璋会帮他保住宰相的位子。他只需要明白这一点就足矣。
刘伯温的回归在李善长看来是回光返照，他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论点，可直觉就是告诉了他，刘伯温这次回来，必定会重演上次灰溜溜离开的那一幕。他在1369年有件和刘伯温无关的烦心事，这件事就是，有几个人对他坐在宰相办公室中很不满意。这几个人的名字叫杨宪、凌说、高见贤、夏煜。
杨宪是太原人，1356年投奔朱元璋，因办事干练，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之一。他后来一直充当使者出入张士诚和方国珍政府，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1368年，朱元璋的新中国成立，杨宪被任命为副宰相，成为李善长的助手。
凌说和杨宪一样，投奔朱元璋后也很快就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他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功绩就是，在朱元璋派他去侦缉朱文正时，他带回了“确凿无疑”的证据：朱文正要造反。
高见贤和夏煜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们投奔朱元璋后，由于脑袋灵光、办事干练，都成为朱元璋的亲信，并在朱元璋的政府中担任要职。
表面上看，这四人没有什么联系。但只要稍熟悉明代特务政治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四人都是特务出身。
杨宪、凌说、高见贤和夏煜在1368年之前的官职都是“检校”，检校是明代顶级特务组织锦衣卫的前身。1359年，也就是刘伯温出山的前一年，朱元璋在自己的草台班子政府中设置了一个神秘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被称为检校，其实就是特务。检校的前期工作是对敌人进行渗透和侦缉。比如杨宪就曾多次以使者的身份到张士诚和方国珍政府里进行窃取情报的工作。随着朱元璋的敌人越来越少，他的政府越来越稳固，检校们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南京城中大小衙门官吏的不公不法上来。
杨宪、凌说、高见贤和夏煜是这些检校中出类拔萃的人，特别是杨宪，有着强大的观察力和联想力，在抽丝剥茧上无人能及，而且从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朱元璋就曾当众表扬过这些检校们：“有这些人在，正如我有恶犬一样，能使人怕。”
我们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恶犬”的神秘可怕之处。
1359年，朱元璋对袁州（今江西宜春）发动进攻前，派了一名检校到袁州侦查。此人回来后把袁州城情况详细汇报。朱元璋问他：“你有何凭证说你到过袁州？”这名检校回答：“袁州守将欧平章门前两个石狮子的尾巴被我斩断。”朱元璋后来攻陷袁州，真就派人去查看那两个石狮子，果然如那名检校所言。
袁州当时守卫森严，特别是守将的家门口。那个检校居然能轻易地进出袁州城，还能在守将门口把石狮子的尾巴斩断，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朱元璋的特务们神通广大啊。
第二个例子有两件事，都是关于检校侦缉大臣的。一件事是，大臣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吟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朱元璋就觍着丑脸笑嘻嘻地对钱先生说：“昨日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几乎吓得魂不附体，磕头谢罪。第二件事是，国子祭酒宋讷某天在家独坐生气，面有怒容。第二天朝见时，朱元璋问他昨天生什么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元璋叫人把偷着给他画的像拿来看，他几乎魂飞天外。
随着明王朝第一个特务组织锦衣卫的建立，特务们的工作范围已不仅局限于京城，整个帝国的大事小情都在他们的职责内。通过这些特务的无所不至和无孔不入，朱元璋知道了很多事情。在今浙江等地，出现灾荒，地方官却隐瞒不报。在北京城有个黑和尚，出入各官员府邸，他根本就没有出家人的样儿，经常和官员说些世俗笑话。还有个和尚，是旧中国的一个秀才，因不满新中国的建立，所以在北京城里有反革命的言语。
对于他一手创建的这个特务组织，朱元璋沾沾自喜，认为是自己智慧的结晶。的确，正如吴晗在《朱元璋传》中所说的那样：要组织这样的力量、机构，进行全国规模的调查、登记、发引、盘诘工作，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准备周密的计划，以及必需的监督工作。
而这一切都需要人来完成，杨宪等四人在这方面的表现让朱元璋非常满意。所以，他们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也就无须赘言了。
杨宪有野心，更有能力。朱元璋看准的是他的能力，至于他的野心，朱元璋早就说过，一条恶犬的野心能有多大？所以当他把杨宪放在李善长身边时，目的是让他注意李善长的动向，也就是做李善长身边的一条小狗，但这条小狗是忠实于朱元璋的。
杨宪从未认为自己就是朱元璋的一条狗，他进入中书省后，开始联络在各个机构担任检校职责的凌说、高见贤和夏煜。他激励众人，特务出身的人也能做宰相。如果一个特务出身的人做了宰相，那特务们的前途不必说，自然是一片光明。三人被杨宪的理想所激励，被杨宪的仗义所感动。他们抱成一团，在朱元璋面前指责李善长，并且下了调查结论：李善长无宰相材。
到底什么是宰相材，这可是说来话长。宰相有两个重要特征：皇帝的幕僚长；对皇帝直接负责。实际上，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宰相这个官职，先秦之前称为“相国”，秦汉时称为“丞相”，魏晋南北朝时期称为“尚书令”，唐朝时称为“尚书仆射”，两宋时称为“同平章事”，明初，宰相的官职是“右丞相”。所谓宰相之材，就是宰相本人应该具备的职业素养。我们知道有句成语叫“宰相肚里能撑船”，说明宰相的职业素养里应该有“心胸开阔”这一条。但还应该有哪些职业素养，我们应该听听杨宪的说法。
杨宪说李善长没有宰相之材，当然有根有据。首先就是李善长这人粗通文墨，没有搞儒家知识，只是把韩非的思想拿来充数，所以他仅从学术上而言就是个半瓶子醋，所以，他不配做宰相。
按杨宪的意思，宰相的职业素养中应该有丰厚的知识，也就是学历高。
杨宪又说：“李善长残忍刻薄，参议李饮冰稍对他行使权力的行为有所不满，他就下令把李饮冰的双乳割掉，导致李饮冰在刑房内当场流血致死。”
杨宪的意思，宰相的职业素养中应该有慈悲心、有宽广的胸襟才对。
杨宪还要说下去时，朱元璋示意他停下，然后对这四位特务语重心长地说：“李善长的确没有相材，可你们难道不知道，他跟随我多年，又是我的老乡，自我革命以来，和我出生入死，辛苦工作，昼夜不分，功劳是有的。我既是皇帝，那他肯定是宰相，这种事希望你们也能理解，用同乡用旧勋是传统。”
杨宪发现自己走进了死胡同，即使他有五千多岁的智慧，如果不回头，必然撞墙。朱元璋用“自己和李善长是老乡”这句话就把他彻底堵死了。
亲信重要还是老乡旧勋重要，现在答案不言自明，在朱元璋心目中，老乡旧勋最重要。
李善长很快就知道了杨宪的野心，当然是朱元璋告诉他的。朱元璋同时还训斥他，以后在处理问题上多一分慈悲心，多一分仁心。李善长有点不服气，他说：“杨宪这小子是想顶我的位置啊。”
朱元璋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李善长站着，气呼呼的，肚皮一会儿鼓起来一会儿瘪下去。
朱元璋说：“你不要这样神经过敏，杨宪只是在做他分内的事。再说，”他又看了李善长一样，眼神中带着一点冷酷，“宰相这个位置，谁不想坐？”
李善长被这句话震在当场，用他的智慧来判断，朱元璋这是准备要把他拿下。他的脸色因为紧张和激动开始泛白，他的嘴唇哆嗦着，却不敢去看朱元璋。
安静得要命，能听到虫子在树上叹息的声音。最后，还是朱元璋打破了这一沉默，因为李善长在下面快要站不住了。他说：“你回去吧，放心，咱们是老乡，你对王朝有功，以后要尽力学习宰相之材。”
李善长对这句话理解得相当随意，甚至朱元璋在说这句话时，他几乎就是从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在不久后，朱元璋就发现李善长虽然还对他这个皇帝直接负责，但离“幕僚长”的职责越来越远。朱元璋对刘伯温说：“李善长老了，什么良好建议都提不出来。他还有个致命的缺陷，心胸不宽广，独断专行。”
朱元璋和刘伯温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1369年的秋天，天空万里无云，淡淡的秋风让人心旷神怡。刘伯温静静地听完朱元璋的话，才小心翼翼地开口道：“李善长是开国元老，威望极高，而且他能调和诸将，做宰相是最合适不过的。”
朱元璋很奇怪，他问：“李善长跟你可是死对头，你还为他说话？”
刘伯温说：“我知道您有换宰相的意思。但换宰相就像是换大厦的柱子，必须是栋梁之材才好，如果用几根小木头捆在一起充当梁柱，即使换上去了，也会马上倒下。”
朱元璋并未被刘伯温的比喻所打动。他脑海中浮现出下面这些历史人物：西汉的霍光、东汉的曹操、曹魏的司马氏父子和东晋的桓温等人。这些人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是一个帝国在某一时段的顶梁柱，都是宰相。最要命的是，这些人都控制了他们的皇帝，把“幕僚长”的角色变成了不可一世的“导师”。
皇帝和宰相的博弈历来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皇权强大时，宰相是幕僚长，皇权弱小时，宰相就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皇帝。这是因为从政治角度而言，宰相离皇帝的权力最近，他能轻而易举地把皇权变成自己的权力。朱元璋脑海中的那些人，正是把皇权变成相权的极端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