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5章 大朝见的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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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个是大朝见。
皇帝没来的时候，许多官员在等候期间窃窃私语，交头接耳，纷纷议论着现在的局势。
舒州暴乱的消息已成为八百加急进京，于昨天呈交了中堂和皇帝。
没人知道原因，没人知道进展，更没人知道结果。
王安石和陈执中现在是风尖浪口，大家看他们的眼光是警惕的模样。现在这两家伙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有人刻意的回避。
这是因为陈执中的女婿陈建明是现任舒州通判，事发时候陈建明身在舒州，不论暴乱起因是什么，陈建明都是有连带责任的。
而王安石是前任舒州通判，若舒州真的存在大问题，那代表王安石之前的工作存在失察，这是一。最敏感的在于舒州暴乱前，王安石发枢密令，解除了司马光的军事指挥权。
于是，在没有内情和细节的现在，就尴尬起来了。
枢密使梁适手里紧紧捏着一份昨晚写好的“发言稿”，打算皇帝临朝第一时间，以职位优先顺序第一个发言，以便撇清责任。
发言稿的内容没什么惊喜，大抵内容就是前任狄青和庞籍的军事部署不合理，导致淮西重镇舒州没有维稳力量云云。二一个呢，老梁还打算陈诉司马光身为淮西战区指挥官、没有第一时间发现枢密院的错误部署、没有第一时间对朝廷建议。
三一个呢，老梁还打算对王安石补刀：事发前王安石未知会枢密使就解除了帅臣司马光的指挥权，这是导致舒州应急机制滞后的原因。
这些都是老梁计算好了的。依照大宋规矩，第一发言优先权是中书门下平章事陈执中，不过此番涉及女婿的问题老陈要避嫌，然后暴乱事件也自来偏重于军事方面，所以梁适就可以先发言。
这么想着，老梁觉得自己的计划很完善，就放心了。
现任参知政事（副相）文彦博觉得梁适就是一傻瓜，白老梁一眼寻思笑个啥呢，弄的现在有喜事一样，天都快塌了你梁枢密还笑得出来。
陈执中则神色古怪的看着一只飞入殿里的蜻蜓，蜻蜓飞哪他就看着哪，一副画家在找情绪的模样。
“相公怎么看？”文彦博凑近陈执中问道。
陈执中道：“蟋蟀吗？说起来呢老朽最近获得了一只‘红头大将军’，打遍京城无敌手，人家出一千五百贯我都没卖呢。”
文彦博很想一脚把这家伙给踹死。但陈执中就这德行，他就是和皇帝互动也基本这样。和他说东，他扯西。让他签字盖章，他倒是连文件都不看还非常积极。没有一丝文人的骨气，把皇帝惯坏的就是这类人。
作为和皇帝共天下的文人，不能什么事都对皇帝让步，必须时时刻刻给予皇帝警示和谏言。这就是文彦博的立场。
大殿里许多人都在等着喷人，等着在此番舒州的事件上发言，可惜已经过了临朝时辰就是不见皇帝，于是大家也都着急了起来，莫不是皇帝被气病了吧？
“好你个枢密院，就是你们尸位素餐瞎部署，才出了这些幺蛾子。”
“皇帝一定被你们气病了。”
“它怎么就是我枢密院的锅了呢？老夫上任时候淮西的部署已然如此，司马光既不汇报，那么天下如此多的军事细务，老夫仅仅批复都忙的焦头烂额，怎能主动发现淮西的问题。若我枢密院可以主动发现一切问题，那设帅司干嘛用呢？”
“话说，我枢密院早知道了淮西有隐患，然而时值广南叛乱，部署于舒州的禁军临时开赴战区，这乃是前任狄青和庞太师的部署，然后呢，那些舒州的禁军被陈署带去昆仑关送了人头，人都没有了，舒州就没禁军驻扎了。我枢密院当然知道要调军补充，然而，这不战后的安抚重建工作都没结束吗，哪有这么快？”
“所以这是中书门下没把民政问题管好，没及时发现问题。”
就这么的，皇帝没露面，这些家伙再次展开了东府西府间的口水战。
这是大宋常态，早前依照张方平的集权建议，宰相和枢密使都是庞籍，所以清静了一段时间，但随着陈执中和梁适上台，这种局面再次开始了。
包黑炭这边听听那边听听，觉得两边说的都有理，都有锅，于是他开始拿小本本记录下来，打算皇帝临朝的时候两边一起告。
汗，包拯平时不能来，但既然是大朝见么，也就被他混进来了。大朝见的特点是但凡参与者都可以发言，无需职位相关，毕竟能进来这里就是股东了。
赵祯没有气病，而是晚来一下，等着他们先自己吵累了，赵祯的压力就会小一些，这是赵祯这个消息控惯用的伎俩。
某个时候在大阴人的陪同下，赵祯进来坐上了龙骑。群臣大呼“臣等见过陛下”。
其后梁适手持奏本出列，不过未开口之际，赵祯摆手道：“梁卿不急发言。”
老梁不禁一阵，不过他可不是包拯和欧阳修，不方便和皇帝对着干，只得尴尬的退了回去。
赵祯心情不错的样子环视了一圈，把每人都看了一遍后道：“看起来诸位爱卿都已经有过激烈交谈。你们都情绪激愤的模样，这是对国朝的关心，这样一来朕就放心了。”
“陛下英明。”大家又纷纷道。
妈的说的跟真的似的。赵祯对这群人很无语。根本不用问，陈执中只会谈蟋蟀讲樊楼，梁适这棒槌什么业务都不懂就会甩锅，一有事他就说这是因为“前任”。
文彦博似乎有两把刷子，然而他几乎每句话都在指导皇帝应该如何如何，这就是俗称的教皇帝做人。
至于那个包拯，他就会找人的毛病说人家是坏人。
其他那些则是酱油众，上述几个大脑壳谁的声音最大，那些人就开始引经据典的帮谁说话。他们学富五车，能引用出许多闻所未闻的野史来。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思考着，赵祯道：“王安石，此番舒州事件你有何看法？”
王安石出列道：“回陛下话，臣没有看法。”
我@#￥
“王安石你嚣张了。”
“推卸责任敷衍陛下，王安石你敢不敢更嚣张些？”
“有小道传言，此番乃是你儿子闯的祸，他吃相难看导致了活力资本群体反弹，引发的祸事。”
就此一来，朝上又开始议论纷纷。
王安石想了一下道：“也许吧，但现在没有定论，只有一封简单的军报而没有细节。”
文彦博道：“王安石，先不谈你儿子王雱于此番局面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先问你，舒州暴乱前你与张方平合议，解除了司马光的禁军指挥权是什么意思？”
王安石道，“意思是：和张方平合议后，根据淮西的形势，我得出了需要解除司马光军事指挥权的结论来。”
“你……”文彦博又道：“结合其他关于你儿子的传言，舒州乱起来，它真和你限制司马光的军事权没关系吗？”
王安石想了想道：“舒州乱起来，是因为舒州往前的执政路线，导致积累了足够多的动乱能量，不是因为我限制司马光的军事权。”
梁适的机会来了，及时的道：“王签事啊，做这么大的军事决定，你甚至不和本堂商议？”
王安石道：“没和明府商议，是因为我在路上无法商议。私下做出了决定，是因为我的职务允许我做这个决定，不是因为我不尊敬您。若您认为不妥，事后自是可以否决我的决定、再恢复司马光指挥权的，只是您什么也没做而已。”
梁适一阵尴尬，又岔开道：“不忙说这些，现在舒州真的乱起来了，本堂倒是不想捕风捉影的谈你那儿子，也不想质疑你做这个决定的心思。但因你这个决定，导致司马光现在没有军权，无法有效平乱舒州，若由此而导致伤害持续扩大，你王安石真的没有责任吗？”
王安石道：“若如此我当然有责任，但这就是执政的风险。既然做事了，总存在做错的可能。我大宋崇尚自由，庞太师时期崇尚司法宽松，要求宁可错放一千也不能错判一个。这思路我不评价。但由此放纵了奸犯科者带坏民风和民生，这就是宽政付出的代价。”
“反呢，如商鞅执法从严从重，能竖立民风民生，但会有错杀和冤案，这是严政的代价。在我眼里，这里没有谁高谁低的说法，都需要付出代价，代价也恰好都是民众被伤害。所以除非不做事，只要做事都有代价都有风险。”
“然而在其位谋其政，不同的国情环境和时机，需要有不同的执政路数。综合来讲，解除司马光军事指挥权一事，我王安石是‘在其位而谋其政’，我当然有放错的可能但当时的环境和形势，让我有理由要解除他指挥权。至于我是否错了，那要看舒州的暴乱持续到什么时候，还要看没能及时平乱是否真是因我解除司马光指挥权，才能最终定论。”
公布结果前让他们相互抬杠一下，乃是赵祯已经掌控内幕消息后的YY心思，乐呵一下。却是不想，由此引发出了王安石这引人思考的论述来，于是赵祯都半张着嘴巴。
以往的王安石虽有才，但是还年轻，赵祯都没来得及关注他的“思想理论”，现在显然，这是王安石第一次在高级别场合拉仇恨，却也算是以一代思想家身份初露锋芒了。
就此一来，这里的都是学问人，都开始思考王安石的话。
文彦博作为庆历老臣相对熟悉这个路数，所以思维最快，于是皱眉了。在文彦博看来，王安石的发言某些地方神似范仲淹，而这些东西也正是当时庆历党内部的分歧所在。
真正的区别在于，严政和宽政风格都是有风险有代价的，且代价惊人的统一即：弱者受到伤害。
不同的在于“责任人”。
若是官员主动谋政，存在把良民错判的可能，那么这里的凶手是官员。老百姓和上级可以找得到责任人。
若是官员依据法条不谋政，存在把凶手错放的可能，放出去后凶手会再次残害良民。那么这个事件里官员没错，错的是凶手和恐怖份子。
两种都有风险都有代价，前者需要官员负责任担负风险、主动出击。而后者官员没责任。于是在王安石看来，这就是大宋现状的形成始因。
这个道理文彦博当然懂，但文彦博的信仰是“官”，不喜欢官员背锅。
范仲淹的理念是“先天下之忧而忧”，那自然包括但不限于“既然都有代价官府不背锅谁背锅、官员有权利就有责任”的意思。
于是这就是文彦博不同意“严政”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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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知道原因，没人知道进展，更没人知道结果。
王安石和陈执中现在是风尖浪口，大家看他们的眼光是警惕的模样。现在这两家伙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有人刻意的回避。
这是因为陈执中的女婿陈建明是现任舒州通判，事发时候陈建明身在舒州，不论暴乱起因是什么，陈建明都是有连带责任的。
而王安石是前任舒州通判，若舒州真的存在大问题，那代表王安石之前的工作存在失察，这是一。最敏感的在于舒州暴乱前，王安石发枢密令，解除了司马光的军事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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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密使梁适手里紧紧捏着一份昨晚写好的“发言稿”，打算皇帝临朝第一时间，以职位优先顺序第一个发言，以便撇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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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个呢，老梁还打算对王安石补刀：事发前王安石未知会枢密使就解除了帅臣司马光的指挥权，这是导致舒州应急机制滞后的原因。
这些都是老梁计算好了的。依照大宋规矩，第一发言优先权是中书门下平章事陈执中，不过此番涉及女婿的问题老陈要避嫌，然后暴乱事件也自来偏重于军事方面，所以梁适就可以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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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道传言，此番乃是你儿子闯的祸，他吃相难看导致了活力资本群体反弹，引发的祸事。”
就此一来，朝上又开始议论纷纷。
王安石想了一下道：“也许吧，但现在没有定论，只有一封简单的军报而没有细节。”
文彦博道：“王安石，先不谈你儿子王雱于此番局面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先问你，舒州暴乱前你与张方平合议，解除了司马光的禁军指挥权是什么意思？”
王安石道，“意思是：和张方平合议后，根据淮西的形势，我得出了需要解除司马光军事指挥权的结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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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道：“没和明府商议，是因为我在路上无法商议。私下做出了决定，是因为我的职务允许我做这个决定，不是因为我不尊敬您。若您认为不妥，事后自是可以否决我的决定、再恢复司马光指挥权的，只是您什么也没做而已。”
梁适一阵尴尬，又岔开道：“不忙说这些，现在舒州真的乱起来了，本堂倒是不想捕风捉影的谈你那儿子，也不想质疑你做这个决定的心思。但因你这个决定，导致司马光现在没有军权，无法有效平乱舒州，若由此而导致伤害持续扩大，你王安石真的没有责任吗？”
王安石道：“若如此我当然有责任，但这就是执政的风险。既然做事了，总存在做错的可能。我大宋崇尚自由，庞太师时期崇尚司法宽松，要求宁可错放一千也不能错判一个。这思路我不评价。但由此放纵了奸犯科者带坏民风和民生，这就是宽政付出的代价。”
“反呢，如商鞅执法从严从重，能竖立民风民生，但会有错杀和冤案，这是严政的代价。在我眼里，这里没有谁高谁低的说法，都需要付出代价，代价也恰好都是民众被伤害。所以除非不做事，只要做事都有代价都有风险。”
“然而在其位谋其政，不同的国情环境和时机，需要有不同的执政路数。综合来讲，解除司马光军事指挥权一事，我王安石是‘在其位而谋其政’，我当然有放错的可能但当时的环境和形势，让我有理由要解除他指挥权。至于我是否错了，那要看舒州的暴乱持续到什么时候，还要看没能及时平乱是否真是因我解除司马光指挥权，才能最终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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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王安石虽有才，但是还年轻，赵祯都没来得及关注他的“思想理论”，现在显然，这是王安石第一次在高级别场合拉仇恨，却也算是以一代思想家身份初露锋芒了。
就此一来，这里的都是学问人，都开始思考王安石的话。
文彦博作为庆历老臣相对熟悉这个路数，所以思维最快，于是皱眉了。在文彦博看来，王安石的发言某些地方神似范仲淹，而这些东西也正是当时庆历党内部的分歧所在。
真正的区别在于，严政和宽政风格都是有风险有代价的，且代价惊人的统一即：弱者受到伤害。
不同的在于“责任人”。
若是官员主动谋政，存在把良民错判的可能，那么这里的凶手是官员。老百姓和上级可以找得到责任人。
若是官员依据法条不谋政，存在把凶手错放的可能，放出去后凶手会再次残害良民。那么这个事件里官员没错，错的是凶手和恐怖份子。
两种都有风险都有代价，前者需要官员负责任担负风险、主动出击。而后者官员没责任。于是在王安石看来，这就是大宋现状的形成始因。
这个道理文彦博当然懂，但文彦博的信仰是“官”，不喜欢官员背锅。
范仲淹的理念是“先天下之忧而忧”，那自然包括但不限于“既然都有代价官府不背锅谁背锅、官员有权利就有责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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