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一章 栽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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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二奎当众挨了陈德元两巴掌，最后还被逼着退赃脱身。这一次行动，那简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也让他在工宣队员面前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一点威信全都丢了个干净。
不用说，大家伙都觉得这小子明天就要倒霉了，所以从常家出来后也没人再听他的命令，都各自散去了。
可是，以胡二奎睚眦必报的心性和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的人品，他又怎肯吃这个闷头儿亏呢？
于是，这小子连学校都没回，便直接奔了“上面”，他来了个恶人先告状，装委屈做可怜地演了一通苦情戏，把陈德元庇护徇私的事给捅上去了。
“上面”一听这还得了，如今这是什么形势？一个堂堂的煤厂主任竟敢带头顶风对抗政策，包庇一个“苏修特务”兼“流氓份子”？阶级立场都站到哪里去了？
因此“上面”震怒之余，就要把此事当作一件典型大案来抓。甚至想马上就调动“分指”的工宣队骨干和公安机关，立即对涉案所有人员进行拘捕审讯。
不过“上面”又一想，觉得还是先跟煤厂的军代表沟通一下好，因为那毕竟是人家的地盘，胡二奎如今也还是煤厂的人，要不顾忌方方面面可是要得罪人的。于是便拨打了电话，联系上了军代表。
“上面”本以为这是一件很容易说清楚的事，可没想到军代表护短的程度还是完全超过了想象。在对情况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军代表就在电话里极力替陈力泉打保票，谈到胡二奎时却反而破口大骂起来。
而最终军代表的回复也很是直接。他说，“人家老陈那是八辈子卖苦力的“红五类”，说他犯阶级立场错误，那不是扯淡吗？你们要真想来抓人也可以，但必须要有证据，否则就是夜里要太阳——痴心妄想。”
说实在的，军代表作出这种反应可一点不奇怪。因为军队里本身就是山头意识最强烈的地方。而如今又有哪个军代表不把入驻的工厂当成自己后花园的？酣睡的被窝之中岂容他人乱伸一脚呢？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军代表一知道胡二奎一声不吭去找“外人”告本厂领导，自然就觉得这小子太不地道，认为他做出了“叛徒”的行为，因此就连那半副猪排骨的情分也没了。
相反的，他也一定要死保陈德元，因为但凡带兵的人都知道，要想让手下替你卖命出力，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维护下属的利益。
就这样，电话挂断之后，非但事儿没办成，“上面”还憋了一肚子气，胡二奎也因为军代表的反应而吓得战战兢兢。这下俩人都没了退路，无论如何也得先拿出证据才好说话了。
“上面”自然不愿平白无故失了面子，便极力催促胡二奎快去取证据，好让他在军代表那儿扳回一局来。可蒙在鼓里的胡二奎哪儿能想得到啊，本来手拿把攥的“证据”其实早就被销毁了。所以他一回到学校的指挥室，当发现画报没了的时候，立刻就傻眼了，脑袋上也止不住冒冷汗。
这可是大为不妙啊，要是空着手去交差，弄不好就连“上面”也要得罪了。那可真就成了鸡蛋碰铁蛋，注定要完蛋啦！
因此这小子一着急，什么也不管了，先跑回了家里，和他老子叽叽咕咕一番商议后，竟然不惜血本，硬逼着他老子把家里偷藏的一条“小黄鱼”（民国时期，沪海中央造币厂铸造的一两一根的小金条，合今天的31.25克，成色97.75)起了出来，并连夜给“上面”送去赔罪。
结果倒还不错，虽然胡二奎因为画报失踪被“上面”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但“上面”对这件礼物倒是比较满意，因此还是当场下了批文，要他明天就去“分指”报道。只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存在，那就是这道手续还差一个环节，必须要煤厂一方签字放人才行。
胡二奎这下又嘬了牙花子，他是不可能去求陈德元的，过了今夜，人家不找他算账就是好的了。因此，他便厚着脸皮带上了家里最好的两瓶酒，连夜又去找了军代表。
由于送过猪排骨，他上门倒是轻车熟路。那可真是好一番泪如雨下，痛斥几非的表演。在军代表面前，胡二奎先以轻信他人上了恶当来替自己分解，又连抽自己耳光带双膝下跪磕头请罪。最后也不知军代表到底是被感动了还是彻底厌恶了，反正总算是签了字。而这下，胡二奎才放了心，觉得算是逃过了一劫。
所以说，其实就在当天常显璋和班主任对坐发愁的这一晚，胡二奎闹心得更厉害。这小子，那真可算是彻底栽到姥姥家了。第二天，他连学校都没敢去，就直接奔“分指”报道去了。
说白了，胡二奎如今是真怵陈德元啊。一来，证据没了，而以陈德元的出身，让他根本挑不出短儿来，说什么也没人相信。二来，陈德元手下有着众多的拥护者，就凭严福海和赵丰年往哪儿一戳，那几个工宣队员为了自保也得把他先给卖了。
再说，他“煳嘎呗儿”是块什么材料儿，人家陈德元早就完全门儿清了。连动刀子都没拍唬住，以后还能有他的好儿吗？
不跑？不跑就是傻子。这要把他调回厂里，不死也得脱层皮呀！
总之，胡二奎为了这件事威风彻底扫了地，他也再没敢找寻常显璋的不是，彻底来了个“大撒把”。甚至他到了“分指”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都夹着尾巴做人，再也不照先前那样棱棱着眼睛，动不动就跟谁过不去，没事找事了。
很快这件事的始末经过，也通过工宣队员们的嘴传遍了整个学校，不少老师都为陈德元的英武暗挑拇指。背地里大家都说，陈主任还真行，这俩巴掌，不仅为大家出了一口恶气，也是为大家除了一害。咱们全校每个人都应该念陈主任的好儿，这儿之所以还有些道理可讲，可全仗着这位金刚神在那儿戳着呢。
不过即便如此，也有些事情是不尽人意的。因为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下，个人的力量终归太微不足道了。所以一旦发生了某些越过“关键准则”的问题，即便是人们穷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很难挽回所有的失误。这就如同锅盖一打开，哪怕你再急着给扣上，也是会有蒸汽跑出来的。
于是，尽管陈德元随后任命赵丰年成为了新的工宣队长，尽管他极力向军代表替常显璋分说辩解。但由于“分指”的领导在这次事件中大失颜面，把这种恨意完全转嫁到了常显璋的身上，却对这件事的处理结果追查得很严。
所以到了最后，陈德元所能争取到的最轻的处理条件，也要由工宣队出面对常显璋进行全校批判，然后还得勒令退职，赶回原籍。
这种结果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且不说常显璋要连着一个月，每日都要挂着牌子在学校操场挨太阳晒、挨批斗、拿着扫帚扫操场扫厕所。之后甚至还要被取销京城户口，被赶回祖籍地当农民去，他要再想回来那可就是千难万难了。
因此，班主任的家里一知道这个消息，就开始坚决地要求他们尽快分手。
班主任那在陶然亭公园当治保科长的爸，是首先提出要女儿和常显璋彻底划清界限的。他的理由是学校有传言说那“黄色画报”确有其事，还说人家都说常显璋是“玩弄女人的老手”，而且听说被常显璋弄得“吃了排骨”（当时有鼓励计划生育的政策，妇女去做“人流”，市场可特殊供应几斤排骨。因此未婚就“吃了排骨”属于特殊时期骂人的话）的未婚姑娘已经有好几个了。
而班主任的妈，那个新华书店的副经理，也深知运动的残酷性和瓜蔓所及的牵连性。她压根就觉着犯不着因常显璋而无辜受累，更何况她还有个在工厂里刚当上造反司令的儿子，要是攀上这门亲戚那不就有了政治污点了嘛。
所以，这对老夫妻每天在家都要做班主任的思想工作，大有若不迷途知返，便要与她断绝亲属关系的苗头。闹到最后，这一家子甚至全不上班了。夫妻俩把女儿整日关在了家里，说什么时候答应和常显璋分手，什么时候再放她出来。
结果这样一来，倒是让新上任的赵丰年很是为难。因为现在学校已经两个班没了班主任，一堆孩子上语文课都只能自习。可人家又声称不让女儿来校是要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他是去家里找也不是，不找也不是。
总之，就在这种四处漏风，到处是乱子的状态里，时间糊里糊涂过去了一个月。而在这段时间内，“分指”正式宣告成立，学校的工宣队就此换了新的顶头上司，煤厂方面对学校的话语权至此越来越少。所以这样一来，常显璋离京的事也就不能再拖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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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大家伙都觉得这小子明天就要倒霉了，所以从常家出来后也没人再听他的命令，都各自散去了。
可是，以胡二奎睚眦必报的心性和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的人品，他又怎肯吃这个闷头儿亏呢？
于是，这小子连学校都没回，便直接奔了“上面”，他来了个恶人先告状，装委屈做可怜地演了一通苦情戏，把陈德元庇护徇私的事给捅上去了。
“上面”一听这还得了，如今这是什么形势？一个堂堂的煤厂主任竟敢带头顶风对抗政策，包庇一个“苏修特务”兼“流氓份子”？阶级立场都站到哪里去了？
因此“上面”震怒之余，就要把此事当作一件典型大案来抓。甚至想马上就调动“分指”的工宣队骨干和公安机关，立即对涉案所有人员进行拘捕审讯。
不过“上面”又一想，觉得还是先跟煤厂的军代表沟通一下好，因为那毕竟是人家的地盘，胡二奎如今也还是煤厂的人，要不顾忌方方面面可是要得罪人的。于是便拨打了电话，联系上了军代表。
“上面”本以为这是一件很容易说清楚的事，可没想到军代表护短的程度还是完全超过了想象。在对情况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军代表就在电话里极力替陈力泉打保票，谈到胡二奎时却反而破口大骂起来。
而最终军代表的回复也很是直接。他说，“人家老陈那是八辈子卖苦力的“红五类”，说他犯阶级立场错误，那不是扯淡吗？你们要真想来抓人也可以，但必须要有证据，否则就是夜里要太阳——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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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军代表一知道胡二奎一声不吭去找“外人”告本厂领导，自然就觉得这小子太不地道，认为他做出了“叛徒”的行为，因此就连那半副猪排骨的情分也没了。
相反的，他也一定要死保陈德元，因为但凡带兵的人都知道，要想让手下替你卖命出力，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维护下属的利益。
就这样，电话挂断之后，非但事儿没办成，“上面”还憋了一肚子气，胡二奎也因为军代表的反应而吓得战战兢兢。这下俩人都没了退路，无论如何也得先拿出证据才好说话了。
“上面”自然不愿平白无故失了面子，便极力催促胡二奎快去取证据，好让他在军代表那儿扳回一局来。可蒙在鼓里的胡二奎哪儿能想得到啊，本来手拿把攥的“证据”其实早就被销毁了。所以他一回到学校的指挥室，当发现画报没了的时候，立刻就傻眼了，脑袋上也止不住冒冷汗。
这可是大为不妙啊，要是空着手去交差，弄不好就连“上面”也要得罪了。那可真就成了鸡蛋碰铁蛋，注定要完蛋啦！
因此这小子一着急，什么也不管了，先跑回了家里，和他老子叽叽咕咕一番商议后，竟然不惜血本，硬逼着他老子把家里偷藏的一条“小黄鱼”（民国时期，沪海中央造币厂铸造的一两一根的小金条，合今天的31.25克，成色97.75)起了出来，并连夜给“上面”送去赔罪。
结果倒还不错，虽然胡二奎因为画报失踪被“上面”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但“上面”对这件礼物倒是比较满意，因此还是当场下了批文，要他明天就去“分指”报道。只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存在，那就是这道手续还差一个环节，必须要煤厂一方签字放人才行。
胡二奎这下又嘬了牙花子，他是不可能去求陈德元的，过了今夜，人家不找他算账就是好的了。因此，他便厚着脸皮带上了家里最好的两瓶酒，连夜又去找了军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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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胡二奎如今是真怵陈德元啊。一来，证据没了，而以陈德元的出身，让他根本挑不出短儿来，说什么也没人相信。二来，陈德元手下有着众多的拥护者，就凭严福海和赵丰年往哪儿一戳，那几个工宣队员为了自保也得把他先给卖了。
再说，他“煳嘎呗儿”是块什么材料儿，人家陈德元早就完全门儿清了。连动刀子都没拍唬住，以后还能有他的好儿吗？
不跑？不跑就是傻子。这要把他调回厂里，不死也得脱层皮呀！
总之，胡二奎为了这件事威风彻底扫了地，他也再没敢找寻常显璋的不是，彻底来了个“大撒把”。甚至他到了“分指”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都夹着尾巴做人，再也不照先前那样棱棱着眼睛，动不动就跟谁过不去，没事找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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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了最后，陈德元所能争取到的最轻的处理条件，也要由工宣队出面对常显璋进行全校批判，然后还得勒令退职，赶回原籍。
这种结果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且不说常显璋要连着一个月，每日都要挂着牌子在学校操场挨太阳晒、挨批斗、拿着扫帚扫操场扫厕所。之后甚至还要被取销京城户口，被赶回祖籍地当农民去，他要再想回来那可就是千难万难了。
因此，班主任的家里一知道这个消息，就开始坚决地要求他们尽快分手。
班主任那在陶然亭公园当治保科长的爸，是首先提出要女儿和常显璋彻底划清界限的。他的理由是学校有传言说那“黄色画报”确有其事，还说人家都说常显璋是“玩弄女人的老手”，而且听说被常显璋弄得“吃了排骨”（当时有鼓励计划生育的政策，妇女去做“人流”，市场可特殊供应几斤排骨。因此未婚就“吃了排骨”属于特殊时期骂人的话）的未婚姑娘已经有好几个了。
而班主任的妈，那个新华书店的副经理，也深知运动的残酷性和瓜蔓所及的牵连性。她压根就觉着犯不着因常显璋而无辜受累，更何况她还有个在工厂里刚当上造反司令的儿子，要是攀上这门亲戚那不就有了政治污点了嘛。
所以，这对老夫妻每天在家都要做班主任的思想工作，大有若不迷途知返，便要与她断绝亲属关系的苗头。闹到最后，这一家子甚至全不上班了。夫妻俩把女儿整日关在了家里，说什么时候答应和常显璋分手，什么时候再放她出来。
结果这样一来，倒是让新上任的赵丰年很是为难。因为现在学校已经两个班没了班主任，一堆孩子上语文课都只能自习。可人家又声称不让女儿来校是要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他是去家里找也不是，不找也不是。
总之，就在这种四处漏风，到处是乱子的状态里，时间糊里糊涂过去了一个月。而在这段时间内，“分指”正式宣告成立，学校的工宣队就此换了新的顶头上司，煤厂方面对学校的话语权至此越来越少。所以这样一来，常显璋离京的事也就不能再拖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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